溃疡性结肠炎干细胞治疗|生物制剂用尽之后,还能挽救你的结肠吗

每天起床后,第一件要计算的事情,是从家到公司的最近一间洗手间在哪里。开会前要确认会议室到卫生间的距离。聚餐被一次次推辞。带孩子出门远一点的地方时,总是抢先记下沿途的停靠点。如果你被诊断为溃疡性结肠炎已经几年了,这种日常的隐形负担——一个永远在背景中运转的”洗手间地图”——你一定再熟悉不过。
中国目前约有 98 万溃疡性结肠炎患者,预计到 2031 年这个数字将增至大约 150 万人。从 1990 年到 2019 年,中国男性炎症性肠病患者数从 13.3 万增至 48.4 万,女性从 10.7 万增至 42.7 万。年龄标准化发病率近三十年上升了近一倍,且发病年龄越来越年轻。这不再是少见病。
大多数患者会按部就班地经历 5-ASA、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生物制剂这条治疗阶梯。但临床数据显示,即使使用最新批准的 JAK 抑制剂或 S1P 受体调节剂,仍有 30-40% 患者没有有效应答,而中国临床实践中只有约 24% 的 UC 患者达到内镜下的黏膜愈合。当一线、二线生物制剂逐渐失去效果,主治医生开始谈到全结肠切除时,许多患者会停下来问自己一个问题:除了继续换药或者切除大肠,还有别的选择吗?
这篇文章是为站在这个十字路口的人写的。关于溃疡性结肠炎的同种异体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论文里有哪些具体数字、对哪些人有效、对哪些人无效,我们以马来西亚七年以上、累计 200 名以上患者治疗经验为基础,尽量诚实地讲述。这不是承诺治愈的文章——溃疡性结肠炎目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治愈”——而是为那些已经走过几轮失望的人提供一个客观的判断材料。
目录
为什么溃疡性结肠炎会反复发作
免疫系统错把大肠当成”敌人”
溃疡性结肠炎是一种自身免疫疾病。本来应该保护身体抵抗细菌和病毒的免疫系统,因为某种原因把自己的大肠黏膜识别成了”威胁”,并对它发动持续的攻击。
健康的大肠里栖息着数万亿细菌、食物残渣和代谢副产物。在正常状态下,免疫系统在它们之间保持着极其精密的平衡——什么该容忍、什么该反应,都有清晰的边界。溃疡性结肠炎打破了这种平衡。攻击型的免疫细胞涌入大肠黏膜,释放大量被称为”细胞因子”的炎症信号分子(你可以把细胞因子理解成免疫细胞之间相互沟通的化学信使)。最常见的几种包括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白细胞介素-6、白细胞介素-1。它们在大肠表面造成溃疡,引发血便、便急、腹痛——溃疡性结肠炎最具代表性的症状。
缓解不等于治愈
许多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经过治疗能够进入”缓解”状态——症状减轻、肠镜下黏膜炎症明显改善的状态。这是临床上非常重要的目标,对患者本人也是巨大的安慰。
但缓解并不等于治愈。免疫系统把大肠黏膜误认为攻击目标的根本倾向,在缓解状态下并未消失。它只是被药物抑制住了,或者炎症环境暂时安静下来了。一次感冒、一次胃肠感染、一段紧张的工作压力、一次忘服药物,甚至没有明显诱因,疾病都可能再次发作。”反复发作”这一性质,正是溃疡性结肠炎长期管理之所以艰难的核心。
标准治疗阶梯走到尽头时的现实
从 5-ASA 到生物制剂的标准路径
国内外指南所推荐的溃疡性结肠炎治疗,呈现出清晰的阶梯结构。轻中度的情况,通常先从 5-氨基水杨酸(5-ASA)开始。美沙拉嗪等药物属于这一类,直接作用于大肠黏膜抑制局部炎症,相对耐受性好,许多患者在这一阶段就可以维持缓解。
5-ASA 不足以控制时,活动期会加入糖皮质激素(如泼尼松龙)以快速压制炎症。短期使用是有力的工具,但长期使用会带来骨密度下降、体重增加、感染风险升高、血糖升高等累积性副作用,因此原则上仅在活动期短期使用。再下一步,会引入免疫抑制剂如硫唑嘌呤,从更广泛的角度抑制免疫活性。
更高活动性的患者进入生物制剂阶段。英夫利西单抗、阿达木单抗等抗 TNF-α 抗体,维得利珠单抗(抗整合素),乌司奴单抗(抗 IL-12/23),以及近年来获批的 JAK 抑制剂托法替布、S1P 受体调节剂伊曲莫德等,针对特定炎症通路进行精准阻断。这些药物在中度至重度患者的治疗中带来了显著进步。
生物制剂效果逐渐下降的现实
生物制剂有两道难关。一是原发无应答——首次使用某种生物制剂时就没有充分反应的患者,根据药物的不同,比例在 20-40% 之间。原因尚未完全清楚,可能与不同患者炎症通路的差异有关。二是继发性失效——最初有效的药物,几个月到几年内效果逐渐减弱。这通常是由于身体产生针对药物的抗体(抗药抗体)所致,或者主导疾病的炎症通路本身随时间发生了变化。
研究反复显示,对生物制剂有应答的患者中,大约 30-40% 在 1 年内会经历继发性失效。换用第二种生物制剂时应答率下降,到了第三种、第四种,应答率进一步下降。即使是最新一代的 JAK 抑制剂或 S1P 受体调节剂,仍然有 30-40% 的患者没有应答。
全结肠切除——最后的医学选择
当所有内科治疗都试过仍无法控制时,最终的医学选择是全结肠切除(多数情况下伴随回肠袋肛门吻合术)。与克罗恩病不同,溃疡性结肠炎仅累及大肠,因此切除大肠在形式上”消除了疾病”。
这是真实有效的选择,对于严重难治性病例确实可能是最合适的路径。但全结肠切除是大手术。术后可能发生回肠袋本身炎症(袋炎,pouchitis)这种新的问题,对育龄女性可能影响生育能力。排便功能的改变需要时间适应,部分患者长期面临袋功能不理想的困扰。
在”下一种生物制剂还是手术”这个看似只有两个选项的十字路口,如果存在一条能够”从根本上调节炎症”的第三条道路,许多人会愿意去了解一下。间充质干细胞治疗,正是这条可能的第三条道路。
间充质干细胞如何作用于溃疡性结肠炎:三大机制

让误启动的免疫攻击安静下来
间充质干细胞(英文缩写 MSC)天然存在于骨髓、脂肪组织、脐带组织中,长期研究证实其具有显著的免疫调节能力。
当 MSC 通过静脉输注进入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体内后,它们会随血流移动到炎症最活跃的部位——也就是发炎的大肠黏膜。在那里,MSC 会释放信号分子,抑制攻击型 T 细胞的活动,同时促进被称为”免疫调解者”的调节性 T 细胞(Treg)增殖。压制攻击方,扩充和解方——这种双向调节,与生物制剂仅在一个点上阻断单一分子的方式有本质区别。
这种”重新调节免疫”的机制并不局限于溃疡性结肠炎。在多种自身免疫疾病中都能观察到类似的应用前景。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干细胞治疗也基于同样的免疫调节原理,虽然疾病名称不同,根本上都涉及免疫失调这一共同主题。
在大肠黏膜内部直接降低炎症水平
第二个机制,是直接的抗炎作用。MSC 在大肠黏膜内部抑制 TNF-α、IL-6、IL-1 等炎症细胞因子的局部产生。这与生物制剂在血液中阻断同样分子的方式不同——MSC 是从炎症发生的黏膜内部”由内向外”调节。
此外,MSC 还会调节炎症性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的活性(这些是在活动期对组织造成损伤的免疫细胞),并促使巨噬细胞向”组织修复型”转化。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大肠黏膜整体的炎症水平降低,可能转化为出血减少、便急感减轻、腹痛减少——这些是最直接影响日常生活的症状。
支持大肠黏膜的修复
第三个机制是组织修复支持。MSC 分泌多种生长因子(促进细胞存活和修复的蛋白质),帮助受损的肠黏膜上皮细胞维持功能,支持身体自身的修复过程。
近年来,国内外指南都将”黏膜愈合”作为溃疡性结肠炎核心治疗目标——也就是在肠镜下看到溃疡和糜烂部位真正修复的状态。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研究表明,达到黏膜愈合的患者长期预后明显更好。MSC 并不能凭空创造出一个新的大肠,但它可能创造出一个有利于自身修复的生物环境。
溃疡性结肠炎干细胞治疗的临床证据

针对溃疡性结肠炎的主要临床研究
针对溃疡性结肠炎的间充质干细胞治疗的临床证据,相比骨关节炎或类风湿性关节炎仍然较新,但已有多篇经过同行评审的论文支持其前景。
胡(Hu)等人的研究(Experimental and Therapeutic Medicine, 2016)评估了同种异体脐带源间充质干细胞静脉输注在传统治疗效果不佳的中度至重度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中的应用。治疗后,反映疾病活动度的 Mayo 评分(综合便次、便血、内镜表现、医生整体评估的标准复合指标)和炎症指标 C 反应蛋白(CRP)均出现显著改善。
Lazebnik 等人的研究在包含溃疡性结肠炎的炎症性肠病患者中开展了 MSC 治疗,随访评估观察到疾病活动度评分的改善。Liang 等人的研究(Gut, 2012)报告了同种异体骨髓源 MSC 治疗难治性炎症性肠病的案例,疾病活动度下降,无严重不良事件。
国内一项关于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的较长随访研究(HU 等,2 年随访,34 例患者)以及 KNYAZEV 等人对 140 例 UC 患者(56 例接受 MSC 治疗,84 例接受标准治疗)开展的 5 年随访研究,均未发现接受 MSC 治疗的患者在恶性肿瘤发生、严重感染等致命性不良事件方面显著高于标准治疗组。
在炎症性肠病干细胞治疗领域最为成熟的是 Cx601(达伐曲塞),经过 ADMIRE-CD 三期试验评估,用于克罗恩病肛瘘的治疗。这并非直接针对溃疡性结肠炎肠管病变,但作为随机对照试验,它证实了同种异体 MSC 在炎症性肠病领域能产生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变。
综合多项研究的 Meta 分析显示,活动性炎症性肠病的间充质干细胞治疗临床应答率大致在 40-50% 区间,部分研究观察到内镜下黏膜愈合。
把数字翻译成日常生活的变化
40-50% 这个临床应答率,转化为患者的日常生活时是什么样的?
需要明确的是,这个应答率是在已经经历传统治疗效果不佳的患者群体中得出的。这里的”应答”不是”治愈”,而是疾病活动度下降到一定程度的状态。即使应答的患者,通常也会继续某种程度的维持治疗,未来复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现实的图景是:治疗后 3-6 个月,便次逐步减少,血便明显减轻,能量水平回升,CRP 和粪便钙卫蛋白这样的炎症指标下降。内镜上的改善如果出现,多在 6 个月之后。但同时,有 40-60% 的患者在这个水平上没有显著改善。目前,没有可靠的方法在治疗前预测谁会应答。
我们在初次咨询时一定会主动告知这些数字。只挑好的一面讲,对患者没有好处。
选择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的理由
用自己的细胞,还是健康捐献者的细胞
干细胞治疗有两种细胞来源:从患者本人体内采集的”自体细胞”,和从健康捐献者获取的”同种异体细胞”。在溃疡性结肠炎这类自身免疫疾病中,这个选择具有临床意义。
自体细胞理论上不存在免疫排斥的顾虑。但有研究指出,长期患有自身免疫疾病的人体内采集到的干细胞,可能本身就携带这种慢性失调免疫环境的特征——增殖能力下降,分泌有益信号分子的能力降低。换句话说,从已经”疲倦”的免疫系统中采集出的细胞,其活力可能也已经不那么充沛。
同种异体脐带源 MSC 是在健康新生儿出生时,从经过同意捐赠的脐带组织(华通氏胶部分)中采集的。这是年轻的、活性高的细胞,且因表达较少触发免疫排斥的表面标志物(低免疫原性),可以安全用于无血缘关系的受者。
中国国内自体细胞研究与马来西亚同种异体脐带 MSC 的差异
中国在干细胞治疗领域近年来发展迅速,多项临床研究在进行中。目前的法规框架下,部分自体细胞治疗已可在医疗机构开展,但同种异体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溃疡性结肠炎并不属于在国内常规可获得的临床服务。
我们的诊所设在马来西亚,使用的是经过严格质量控制的同种异体脐带源间充质干细胞。每一批次都会检测细胞存活率、表面标志物、效力(potency)后才用于输注,这意味着”实际输注的细胞品质”是有文档记录的。基于同样的考量,我们在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干细胞治疗中也使用同种异体脐带源 MSC。在自身免疫疾病这一共同背景下,细胞来源的选择逻辑是一致的。
溃疡性结肠炎干细胞治疗适合谁、不适合谁
治疗适合的典型情况
基于我们 7 年累计 200 多名患者的治疗经验,以及公开的临床数据,溃疡性结肠炎 MSC 治疗效果较为明显的患者群体有以下共同特征。
近期肠镜确诊为溃疡性结肠炎,CRP 或粪便钙卫蛋白等炎症指标升高,疾病活动度处于中度以上。至少使用过一种、最好是多种生物制剂仍无法维持稳定缓解的患者,或者目前治疗副作用对日常生活有明显影响的患者。当前未处于需要住院抢救的重症急性期,没有活动性重症感染、未治疗的恶性肿瘤等禁忌。患者本人理解这不是承诺治愈的治疗,改善(如有)是在数月内逐步显现而非数日内见效。这些条件齐备时,我们会建议进一步评估。
治疗不适合的典型情况
我们也会直接告诉患者”这个治疗不适合您”的情况。
当前处于严重急性发作期,有频繁血便、发热、毒性巨结肠风险时,需要的是紧急住院治疗,与缓慢起效的 MSC 治疗时间轴不匹配。已经在长期广泛性结肠炎基础上出现高度异型增生或结直肠癌的患者,应优先考虑外科治疗而非免疫调节治疗。活动性重症感染患者、孕妇均不在治疗范围内。
此外,如果当前治疗保持着良好缓解、副作用也在可接受范围内,那么 MSC 治疗能带来的额外获益可能不足以平衡其费用与出国治疗的成本——我们会坦率地告知这一点。
一位患者的治疗经历
一位 40 岁出头的女性。30 岁出头时确诊为全结肠型溃疡性结肠炎,9 年间经历了 5-ASA、几轮泼尼松龙(逐渐发展出激素依赖性)、因严重恶心难以耐受的硫唑嘌呤、两种抗 TNF 生物制剂(第二种维持了约 1 年后效果逐渐下降)。主治医生开始讨论第三种生物制剂,并提到未来可能需要外科会诊。
她的日常生活是围绕”洗手间的距离”重新组织的。居家办公不是选择而是必需。慢性疲劳与睡眠时间不成比例,用她自己的话说,是”身体变成了一个无法信任的伙伴”。
在审阅了相关文献并与我们详细沟通后,她于 2024 年在马来西亚接受了同种异体脐带源 MSC 静脉输注治疗。在治疗前的咨询中,我们明确告知:”个体反应无法预测””现有处方的调整必须由主治医生决定”。
前 6 周,按她自己的话说,”没有任何明显变化”。第三个月开始,她报告每日排便从 8-10 次减少到 4-5 次。长期断续的便血几乎消失了。6 个月随访时 CRP 已回落到正常范围,粪便钙卫蛋白大幅下降。第 8 个月时主治医生为她做了肠镜,原本明显发炎的部位呈现部分黏膜愈合。
她继续维持剂量的美沙拉嗪。疾病并未消失,未来仍可能复发。但她又开始规划家庭旅行、恢复每周两天到办公室的工作节奏。用她的话讲:”不是治好了,而是几年来第一次,这个病在我的生活里变成了一小部分,而不是几乎全部。”
※ 这是基于真实临床经验的案例,为保护患者隐私部分细节经过处理。个体结果存在差异,并不保证所有患者获得相同效果。
输注后的生活与变化出现的时间
干细胞治疗对身体的负担较轻,输注后即可步行返回酒店。约 1 周内请避免剧烈运动和饮酒,其余日常生活无须特别调整。
我们反复向患者强调的是”变化出现方式”的特点。这不是糖皮质激素那种”几天内见效”的治疗。便次的变化、便急感减轻、能量恢复,多数情况下在输注后 8-16 周之间逐步显现。如果出现内镜下的改善,多在 6 个月之后。如果您期待第一个月就有显著变化,可能会过早地得出”没有效果”的结论。
风险与干细胞治疗做不到的事
已知不良反应及其管理
迄今为止针对炎症性肠病的间充质干细胞治疗临床研究中,安全性总体表现良好。这不是”没有风险”的说法,而是”数据呈现的事实”。
最常见的反应是输注后 24-48 小时内的低热,约 15% 的患者会出现,被认为是免疫系统对供者细胞的一过性识别反应,并非感染。一过性的疲倦感、头痛也有报告,但通常无需特殊处理在几天内自行缓解。
同种异体脐带源 MSC 因其低免疫原性,在迄今的临床经验中未见显著的免疫排斥反应。包括 Cx601 在内的炎症性肠病领域的随机对照试验综合显示,可归因于细胞本身的严重不良事件较为罕见。
超过 3 年的长期安全性数据在世界范围内仍较有限。这是当前阶段的诚实局限,我们在治疗前会明确告知每一位患者。
干细胞治疗”做不到”的事
现实的期待,和过度的期待同样重要。
干细胞治疗不能替代消化内科的持续诊疗。接受 MSC 治疗后,您仍需要定期由主治医生评估疾病活动度,并继续必要的维持药物。如果治疗后出现明显改善,是否可以减少维持药物,应交由主治医生判断,我们不会做这种独立指示。
干细胞治疗不能逆转已经形成的高度异型增生或结直肠癌。这些情况需要外科介入。它也不适合需要紧急控制症状的重症急性期——此时英夫利西救援治疗、紧急住院等才是优先选择。
并不是每一位患者都能获益。哪些患者会应答,目前没有可靠的预测方法。这一点我们也不会刻意淡化。
溃疡性结肠炎干细胞治疗常见问题
生物制剂的工作方式是精确阻断某一种炎症蛋白(如 TNF-α)。这种方式精准而强大,但随着时间推移,身体可能产生针对药物的抗体使其失效,或者疾病主导的炎症通路本身发生变化,转向药物未能覆盖的方向。间充质干细胞的作用方式完全不同——它们不阻断单一蛋白,而是直接作用于攻击型免疫细胞,将其调低,同时提升调节型免疫细胞的数量。因为干预的是更上游的免疫机制,所以对一些生物制剂已经失效的患者仍可能获得一定应答。但不能简单说哪一种”更好”,理解为”作用方式不同”更准确。
不需要。我们强烈不建议患者自行停用现有药物。5-ASA、免疫抑制剂、生物制剂等如果突然停药,可能引发难以控制的发作,再压制下去比维持原状态困难得多。干细胞治疗的设计是”与现有治疗结合”,而不是”取代现有治疗”。治疗后如果出现明显改善,是否调整维持药物,应由主治医生根据炎症指标和肠镜表现进行评估,这是主治医生的领域。
通常组合 1-3 次。具体次数由治疗前的疾病活动度评估、炎症指标水平、既往治疗史和整体临床状态决定。难治性更强、累及范围较广的患者倾向于多次输注方案;活动度相对较轻的患者可能 1 次即可。这不是固定模板,而是根据个案评估。
坦白说,目前还没有确定的答案。炎症性肠病 MSC 治疗最长公开随访期大多在 2-3 年,长期数据仍在积累中。我们能说的是,应答的患者通常在第一年内维持可测量的获益,部分患者持续更久。一些患者随时间出现疾病活动度回升,会考虑再次治疗;另一些则在基础药物上维持长期改善。考虑到溃疡性结肠炎本身就是复发缓解性疾病,我们将干细胞治疗定位为”有可能改变疾病轨迹、延长低活动度时期”,而不是”永久解决”。
几乎所有情况下都不能。在马来西亚进行的这一治疗属于自费医疗服务,不在中国国内基本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绝大多数计划)的报销范围内。少数高端国际医疗保险计划可能包含再生医学治疗的部分覆盖,但这种情况不常见,建议在安排治疗前直接与保险公司确认。我们可以提供保险理赔所需的相关文件,但不能保证您的保险公司一定批准。
关于咨询
读到这里的人,多半是已经经历过多线治疗、正在审慎评估下一步的患者。多年治疗的疲惫感、对生物制剂信心逐渐动摇时的迷茫、医生开始提到手术时的不安——这些情绪我们都理解。
我们提供免费的线上咨询,专门是为了这种类型的对话。带上您最近的炎症指标、肠镜报告、过往治疗经过。我们会基于现有数据,直接告诉您:您的情况是否落在这种治疗已有证据支持的范围内,或者,是否不在这个范围内。如果我们的诚实判断是”干细胞治疗对您的具体情况帮助不大”,我们也会直接说。这次咨询本身不需要您做出任何承诺,只是一次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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